所以，对于帮助者而言，一个最优的策略就是，奉行罪疑从有，拒绝与任何可能有犯罪意图的人进行交易。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应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在创新原有法学学术科目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法治学、立法学、执法学、司法学、普法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党内法规学以及法政治学、法社会学、法治文化学、法教育学等新科目。古罗马的注释法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注释法学、中国古代的律学以及被一些学者称为法律教义学(法教义学)的德国法律科学，都属于法律学的范畴。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某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核心理论或者话语体系。在此期间，还启动了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在法治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我们不能啃马，不能躺在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的结论上睡大觉、吃老本，而是要致力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家应有的历史担当。国际化是致公，是中国法学存异求同的格局所现。

姚建宗、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大众化是向善，是中国法学矢志不渝的价值初心。加强对有关防疫举措的列举，使之覆盖应急疫情防控的多数实际情形，可以考虑写入包括阻断交通、限制出行、控制大型聚会等实践中采取的措施，明确政府具有维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职责。

首先，进一步明确国家是传染病疫情和公共卫生的主要风险承担者。特别要规定实行疫情向同级政府和上级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的双报告制度，凡事必报，凡报必记录、必反馈，完善全国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第三，完善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履行职责的程序。一方面，吹哨人可以针对风险治理体系内部程序的迟缓、懈怠以及违法违规进行举报。

（二）完善传染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制度 作为专业机构，国家疾病控制体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加重它在传染病防控中的权重和责任。第四，增加监督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的法律条款，要求各级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必须尽职主责主业，实行科学化管理，建立内部分析研判传染病疫情的工作机制。

一方面，可以在有关疫情防控的决策中设计公众参与。不过，疫情具有扩散性，往往涉及周边各地方乃至全国。由于传染病涉及不特定对象，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危机，公众参与面更为广泛、参与程度更为深入。这种风格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并因此而关注法律的规则取向和概念化属性……反映了一种法律自治的理想。

修改第六十一条，进一步规定社区、农村疾病防控的所有经费投入由财政保障。因此，有关决策程序设计当然也要有所不同。[参考文献] [1][7][8][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71,198,122.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3. [3]杨春福.风险社会的法理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6). [4][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5. [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8. [6]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9]彭成义.国外吹哨人保护制度及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9,(4). [10]林爱珺,吴转转.风险沟通研究述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3). [11]程惠霞,丁刘泽隆.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J].中国行政管理,2015，(2). [13]季卫东.决策风险、问责以及法律沟通[J].政法论丛,2016，(6):. [14]王旭.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J].法商研究,2019,(5). [15]杨开锋,吴剑平.中国责任政府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1,(5). [16]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J].中外法学,1996，(2). [17]应松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法律意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4). 进入专题： 传染病防治法 。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可以调动公众热情，发挥群众智慧和力量。

《传染病防治法》法律责任一章集中反映了具有法定职责的机构和个人不履行法定责任或者履行责任不当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关内容可以进一步细化、完善，并实现与其他法律以及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安全构成了所有国家哲学和政府理论的基石[5]。

[4]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应当以调和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有限功能主义作为基础的立法理念。其次是引入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系统，建立和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未知的突发的传染病也纳入报告之中。

在风险控制中，当治理主体缺乏权威时，抗议就会增多，这是从公众角度发起的沟通方式[12]，这也是疫情时期的风险之一[13]。科学理性是风险治理的原则，专家代表着科学理性。这涉及《传染病防治法》法律责任的修改。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法是一部任务导向的法律。另一方面，作为应对风险的主要法律，《传染病防治法》具有分配风险的功能，故立法行为本身就带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的风险内涵。国家按照地域设置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各地建立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资质，经费纳入财政保障体系。

对专家的监督和对科学理性的补充也是吹哨人制度设计的另一层含义。增加媒体和公众监督的法律条款，扩大媒体参与范围。

通过风险沟通可以实现各个社会子系统的稳定和社会整体的稳定。其二，修改《传染病防治法》适度扩大应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范围。

在疫情应急防控中，政府需要调动大量人员参与，但一些人员的执法资格是存疑的，所以程序建设就更为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表明风险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新挑战。

《传染病防治法》贯彻风险沟通原则，这体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包括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回应抗议等。其次，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内部风险分配体制。这个所谓的机制带有临时机构的特点，但机制本身不宜作为行动主体作出决策并发布文件，也不宜发挥指挥功能。其二，决策过程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程序保障。

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政府权力扩张，导致出现一个强政府、大政府。第三，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分配和风险抵御能力符合正义标准。

不过，适度参与仍然是必要的，其意义既是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扩大公众的影响力，也是沟通、对话，避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误解。所以，中央主导的防治体系同样十分重要。

在疫情研判和控制的过程中，专家组参加卫生行政部门和政府的决策活动，独立发表意见，提供专业建议。加强政府与媒体、政府与公众、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对话，能够统一大家对风险的认识，进而取得彼此的信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其中，预警权可以由疾控机构行使。责任不仅包括了法律责任，还包括了政治问责要求。在此基础上，该法加强四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责任类型，目前也已经法定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系。

地方各级政府承担辖区内的传染病防治责任。在《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三条有关群众参与规定的基础上，修法时增加设立传染病预防日及预防周，定期开展一系列宣传、倡导和演习活动的规定。

面对科学造成的风险，贝克提出在反思性科学化条件下将风险转化为机会的路径[8]。传染病预防和疫情控制需要以政府为中心，所以关于政府责任的分配、组织体系安排等也是法律修改的重点。